近日柯詩安兄在調查臺灣公藏印譜，訪察各級公家圖書館和各大學圖書館，在臺大圖書館發現篆刻界傳聞中「石原文庫」，是石原幸（西涯）當時任教臺北帝國大學（今臺大）預科老師時所收集的印譜，石原幸的室名為「百硯千章齋」，所以當年在他手邊的硯、印譜、印石…應該非常可觀。他當時在臺北組織「拾逸印集」，也集刻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在報上發表，對此投入甚深。王北岳先生曾言「石原文庫」的總目錄應有三百多部，且多為原拓本。詩安兄見到此批塵封數十年，無人問津的印譜時，僅存八十二本。而且大半為日本長思印會編印的「雕蟲」印譜，是當年日本印刷的篆刻雜誌，如此的落差，也對臺灣大學沒有藝術系的設置，和圖書館特殊圖書的旅行，產生一些冥思。

詩安告訴我這消息時，使我回頭再去翻出當年梁乃予老師過世後，師母給我的日本人的印譜。這些印譜是師母在整理老師書籍，要捐贈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時，問我有沒有需要留下什麼書，當時見鄭多鏗、王蓮曄…為老師身後事雜物整理都忙，也插不上手，一時千頭萬緒也不知如何，突然在腦中閃出當年在老師書堆中見到的一些日本人的印譜，我想這些資料非常難見得到，就要求師母若有看到就為我留下；不久之後見到師母時，師母就提一袋印譜給我，這些印譜也和詩安所見的印譜狀況相類似，而且零散，「雕蟲」有十幾本，有幾本散亂的原拓，大都沒署名，或集拓各家舊印，大概翻一下，想裝訂才有辦法看，那天有空閒，再將這些書重新夾紙穿線裝訂起來，再來好好看看，這一擱幾年；前些日子找師母時，在書架看到留下來紀念的三本「鐵珊瑚網」「水竹印社」的原拓本，又借回來影印，後來交給黃嘗銘兄掃描進篆刻印庫存檔。

再次將梁師母所贈原拓印譜散頁重新翻閱時，有兩本「靜仁山房印存」，用「比南印存」的印譜紙鈐蓋，再比對其他無姓名題簽鈐蓋的印譜三本，不禁驚喜，戴壽堪先生的印，一直不曾見過，居然也在我篋中塵封了五年之久，不可思議，趕緊夾紙裝訂起來。

日據時期的戴壽堪

戴壽堪，字鶴年，又字比南，別署樵國；祖籍福建南安琉塘，祖先遷居台北，生於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1964年過世。日據時期黃朝琴主臺北市政府期間，戴壽堪曾任中山堂管理所主任，年少時就喜歡書畫篆刻，二十幾歲的時候興起加入日本人所組織的印社，來切磋印藝，陶壽伯＜萬石樓隨筆＞中的「印人簡傳」就介紹戴壽堪一段軼事「自幼愛好金石，年甫弱冠，即參與日人所組之印會，以會中多為日人，且年齡皆在中年以上，為了不願讓日人以為他是後生青年，因特蓄鬚，以為壯為貌。」當時印社日本人成員，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為了加入，就留起鬍鬚來，使看起來比較老成，然後從容參與，可以與社友互動較沒有隔閡，當時參加印社的臺灣人，大概只有戴壽堪和林朗盦了。

從戴壽堪的印存中，印拓旁所記錄的文字可以大略知道，其篆刻作品曾參加過一些展覽會，如臺灣書道協會、泰東書道會、日本書道院等，昭和十一年八月五日所刻「爾來無處不恬然」還獲得臺灣書道協會的臺北州知事賞的獎賞，和當時政商文化界互動頻繁，作品自然在報章也常有出現。

日據時期的印社，可知的在臺北是石原幸發起的「拾逸印集」，在臺南是以在台南司法界任事的澤谷原（星橋）為靈魂的「水竹印社」；梁乃予曾整理當時戴壽堪贈予他的部份日據時期的印譜中曾及，由「水竹印社」印譜中能看到的成員有尾崎大步、今井星海、田村星臺、澤谷星橋、藤田泉南、桂川竹雞、嶺竹軒（嶺竹堂）、今井古亭、新田樗堂、子野蘇仙、黑田五城、南部杏苑、田村鶻州、池田鯉江、荒木星桓、車田南舟、永田半仙等。散居在台北及全省各地的有松田寄山、足達疇村、盛谷壽石、角宙眠、植月耕處、齊藤天耳、早瀨覺、藤井烏犍、金子美成、荒木五形花、鈴村串宇、岡本禎、澤壽南山、有當蒜陽、武井壽齊、能美敬川、莊野竹心、野間墨花、諏訪素濤、小野田三徑、天田凡山、赤星羽化、新井笑石、森滋太郎等，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士。

廣邀篆刻同好切磋印藝

一九四六年終戰後，黃朝琴主政臺北市政期間，戴壽堪曾任中山堂管理所主任，那年四十八歲，後來轉任了第一商業銀行總行業務部襄理。他早年因興趣所在，經年累月有了相當的收藏；這時日本人遣返回國，收藏的文物不得隨身攜帶回去。這段時期大量收集，無論接受日本友人相贈、價購及市攤尋購；一九四九年大陸來臺的人士，出售隨身所攜帶的文物，使他所收集的無論名人書畫、篆刻及印石，數量極為可觀，名貴佳石就約近千方，自稱「半千石寶」主人，也取室名為「半千石室」「五百鉩印齋」。

日本人回國後，臺灣的印社本來就是日本人來組成的，這時一下子都瓦解了。由戴壽堪印譜上刻印時間的記錄，可知道當時他刻印正是興緻當頭，又一時收集了夢想不到的豐富文物，無論名人書畫篆刻、印石、印譜，文玩……，日本文人一走，真苦無人一起來玩，來切磋研究。恰好一九四九年國府遷臺，他即思考到大陸來臺人士，必定有許多對這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就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中央日報社會版服務版刊載一篇「徵求金石篆刻同志」的啟事。兩天後，又在新生報上刊載。內容為：

「余素對我國文字考古極感興趣，略譜篆隸金石篆刻藝術，收藏漢鉨印及明清時代名人佳刻數百顆（如祝枝山、文三橋、何雪漁、丁鈍丁、鄭板橋、趙之琛、陳曼生、徐三庚…等刻者），戰前曾輿臺日漢學家創設印社，每月集會數次，桓互切磋，並各攜其搜羅金石交換鑒賞，後將其作品刊登報端，以發揚我國古代文化，迨戰時以迄光復，遂暫告中斷，近聞國內文人墨客遷臺者頗不乏人，似有復興印社之必要，以資鼓勵吾國古代文學藝術，爰借報端徵集同志，共襄盛舉，企望專家先輩幸勿吝教，倘荷苛同，敬請函約，以便訪談（每星期日下午）；或移玉敝址（每星期日上午）洽商進行事宜，是所盼禱！臺北市赤峰街十七巷二十七號戴比南啟」。

這段時期，渡海來臺的人士在飽經離亂，剛到臺灣，不論從政、經商、就學、從軍，一樣的在異鄉作客，人地生疏，實在無處無人可以互動，到假日閒暇，更不知何處可去。這個消息登出，讓所有渡海來臺的印人，眼睛為之一亮，想像不到在臺灣可以有這樣的地方。尤其是在北部的印人，紛紛依著報上的地址，主動前往，住在較遠方的印人就寫信來連繫，從此戴府每逢假日就高朋滿座，這群由大陸大江南北播遷來臺的印人，因此得以聚集一起相互切磋，亦解鄉愁，喜好書畫篆刻人士都來此相聚，成為海隅遊子消愁解憂的好去處。

梁乃予敘述當年曾聚集在「半千石寶」的印人，隸屬軍籍的有趙耕石、雪樓兩兄弟，國防醫學院的張金石、陳白秋和吳重尼、偉民、翔鳴三兄弟，在國防醫學院就讀的張心白，及某兵工廠的韓長沂，在工商界的有張直厂、莊蝶庵、陸堃源，美術廣告的王石夫，公教人員的人最多，有王長淦、王小癡、苗勃然、田野牧、俞敏庵、孫靜子、黃炳光、傅宗堯、繆芳五、何文莠等，後來陶壽伯來臺，寄居在華報館，他年齡居長（和戴壽堪同年），於藝壇有相當名氣，戴壽堪奉為上賓。陶壽伯也帶來一批同在華報社中的新聞界人士，包括發行人朱庭筠，社長王爵、沈吟、蔡馨發、蕭銅、魏平澳等人。

臺灣印學會成立

大家在「半千石室」相聚一段時日之後，就提議成立印社，定期的在戴府集會討論，「臺灣印學會」因此成立，推舉陶壽伯為會長，戴壽堪和孫靜子為副會長。孫靜子也介紹其門下弟子吳時權、易鼎勳、鄭林輝、余模、陳文海來加入。與會正式簽名登記，按規定去立案，當年好像所有以「臺灣」為頭銜的社團都不通過，所以這個社團應該是沒有立案成功的。

立案與否並不影響大家參與的熱情，印學會的會址就設在戴壽堪的家，直式「臺灣印學會」的木額，就掛在戴府的門口。每個星期六晚上的聚會在這裡進行，茶水、宵夜皆由戴府招待，戴壽堪也儘量將應酬推掉，在家接待來聚會的同好。有次有個應酬沒辦法不去，交待長子葉冠代為接待，他在散會前趕回，見到葉冠不在場，很生氣加以斥責，大家反而過意不去。

當時聚會的情形就如「岳武穆滿江紅詞印譜」序中：「庚寅（1950）之秋，留臺印人謀互通聲氣，藉廣學習，乃有座談會之興起，集會者再，凡與會之諸君子，有攜古今名人刻石者，有攜名家印譜者，有攜治印書籍者，並名出近作，相互觀摩，逸趣橫生，有斯癖者聞風參加，由十餘人而增達三十餘人，幾集旅台印人于一堂，旋恂眾議；遂有臺灣印學會之創立……

陶壽伯「百壽石刻」序：「庚寅之秋，余來自香港，聞有半千石室主人戴壽堪先生，雅好治印，且富藏石，心儀其人，旋老友許肖仙出一石屬刻「人可壽乎」，乃知室主方有百壽石刻之集，欣然諾之。居稍久，知此間不乏金石好古之士，獨苦難覓參考書，並盡出所藏名家印譜，古今刻石，供諸摩挲，聞風入會者四十餘人，極一時之盛。……」

由上述的記載可以知道「臺灣印學會」創立前後活動的情形，聚會時互動以觀賞名家篆刻、印石、印譜及書畫外，也將近日所作的作品帶來，相互觀摩切磋。名家作品、佳石…等，除戴壽堪提供所藏供大家觀賞外，社友也會將所遇到的佳石印譜攜來，活動形式是非常自由的。印學會創立之前，戴壽堪已經將所藏的名人篆刻拓輯成「半千石室集古印存」，供聚會時觀賞，半千石室豐富的印譜資料，也使諸印人真可以暫時解得「獨苦難覓參考書」的無奈之情。

集刻套印

印學會的互動和切磋，引出戴壽堪有印社同仁集刻套印的想法，他的行動力很快，在一九五Ｏ年籌劃「百壽石刻」，這時同道們發現這一年正是戴壽堪和陶壽伯的五十大壽，兩人姓名中各有一壽字，合起來正好是百歲，有此巧合，大家集刻百壽石刻，有著雙重意義，一九五一年為參加美術界活動集刻「岳武穆滿江紅詞印譜」、「正義印譜」（後來未集成）。一九五二年在第九屆美術節時，又集刻「文天祥正氣歌印譜」等。這些集刻都是訂了題目之後，在當時一石難見之下，由他提供所藏的印石給大家來刻，輯印費也是大多由他來負擔。

百壽石刻作者共約五十人，除了早期印學會會員外，還有當時在基隆市的江兆申、李大木，在宜蘭的王北岳、湯成沅、司寧春，在高雄的任士傑、王邦馨及蕭元美、丁健翔等，這些人都和戴壽堪通訊聯絡，也大都加入了印學會。陶壽伯「與子同壽」印列在篇首，一語雙關；封面為鄒魯題簽，吳稚暉、于右任、賈景德、居正、溥心畬、高拜石、任博悟、陳定山的題詞，陶壽伯的序及戴壽堪的書耑，和王王孫所製「百壽」一印。印譜的鈐拓由老一輩有經驗來策劃，俞敏庵、王小癡、張心白、田野牧、梁乃予這些年輕一輩去跑腿鈐拓，俞敏庵還從新竹找來連史紙印成印箋，一起拓了百部，一九五Ｏ年裝訂完成，成為一九四九年終戰後臺灣第一本印譜，戴壽堪為了將書送到各位作者手上，特地專程環遊臺灣各地一周，此舉真令人感動。這部印譜也是他為自已的喜愛，做的一件最大的事。「百壽石刻」後來也輯編印成單紙，裱成小中堂，廣為流傳。

其他集刻「岳武穆滿江紅印譜」二十人二十印，「正義印譜」二十四人，「文天祥正氣歌印譜」有三十三人六十印。後來吳平、何文基也參加集刻，只可惜除了「岳武穆滿江紅印譜」有鈐拓裝輯成譜外，其餘都未曾拓輯成書，為一憾事。但也因為集刻，將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到一個高峰。

渡海來臺落腳的人士逐漸安定下來，工作家庭和事業逐漸忙錄起來，戴壽堪也奉調到鹿港第一銀行經理，工作重心轉移，逐漸沒有心力於此；陶壽伯經常到東南亞各地展覽，以致會務無人主持，使印學會每周的聚會，參加的人漸漸的少了，會期由每周一次改為兩周一次、一月一次，加上沒有任何活動主題，見面只有寒喧，就逐漸散了。一九五一年中國美術協會成立，會中有各類委員會，其中「金石委員會」就羅致了大部份印學會會員，但真正互動很少。一九六一年國立藝術教育館舉辦的「當代金石家作品展覽」，才使許久不見的篆刻們，重新聚在一起。

戴壽堪的篆刻

戴壽堪擅篆隸，所作篆書直逼楊沂孫，隸書則瘦硬通神。其篆刻由手邊三本印譜來看，其中兩本「靜仁山房印存」旁邊偶有記錄刻製時間，大抵在昭和十一年（1936）三十九歲的作品，以其記錄來看，創作的量應極為可觀，只可惜台灣印學會散了之後，似乎就沒參與大家的活勤，後人好像也沒有人如同他喜好篆刻，所收藏的印石，曾見零星散出坊間，但記載中豐盛的一切似乎就風消雲散，不知所終了。他的作品風格變化非常豐富，以規矩平實為本，從有限的記錄中，並沒有見到他有師承；風格的多樣式，應該早期因為喜愛，想盡辦法參加日本人的印社，從印社的互動，日本人書畫上的用印，書報上的介紹，逐漸自已揣摩刻來。所以風格有日本書畫用印中較為野逸的形式，漢白文和細朱文有清早期汪關、林臬的氣韻，這可能從飛鴻堂、賴古堂這類的印譜所影響而來；浙派、皖派的模像都有，尤其是吳昌碩的筆意，這與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絕大多數的風格，都是吳昌碩的面貌有關；戴壽堪無論那種面貌都有平和恬靜的內斂，這種韻致當時在印社中應該是很特殊的。

臺灣印學會在臺灣篆刻史上是一個很特殊的過程，因自已的喜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集合了幾乎臺灣所有散於各地，擅長篆刻的人於一堂，參與過的人，每提到這一段日子，都有一種興奮的表情。也因這段時日的聚集和活動，才使臺灣的篆刻得以生根，也才有後來的海嶠印集、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印薈、印證小集（臺灣印社……接踵的出現，這段歷史除了參與較深的梁乃予、俞敏庵有若干的記述，王北岳也在臺灣省立美術館篆刻研究研究報告展覽專輯彙編中有些記錄。前些日子和俞敏庵先生聊到此，談及尚健在的還有趙雪樓、苗勃然，曾參與這段歷史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書篋中翻到戴壽堪印譜，浮現出梁乃予師談起印學會時期的表情，雖然時空因演化而一段段隨風而逝，這段無悔的投入和因緣際會的盛景，種下往後臺灣篆刻界百花齊放的種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