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王壯為先生在臺灣篆刻的時空中

　　文化總會傳燈系列為王壯為先生舉辦展覽，傳燈系列展覽場地不大，但每回展覽非常嚴整而深入，杜忠誥兄為總策展人，思考的軸心全面而精微，所謂傳燈是除了本人，還包含傳承，八月底時忠誥兄來電話，問我是不是壯為先生的弟子，我說不是，隨後聊起來，竟要我寫他和臺灣篆刻的事，一下子腦中回到他要退休那年，1976年春節後不久，中華民國篆刻學會開會後陪他從民眾團體活動中心走出來，路上聊起來，突然告訴我：「最近我要退休了，我想收幾個學生，不過要有相當基礎。」我想著已經入梁乃予先生門，不敢做他想，就沒有回話。之後壯為先生照顧依舊，每有所求，莫不從願。薛志揚則在壯為先生身邊做了一年「書僮」，協助文房事務，隨侍揮毫奏刀，直接接觸日常生活和創作的方式，成為最了解壯為先生的學生。1989年原田歷鄭拜師成為「王門八子」時，因緣際會的參加了這場謝師宴。

　　第一次和壯為先生的接觸是藝專一年級第二學期，感覺學校太敝塞，就跑到和平西路姑丈家住，晚上去中央圖書館找書或去道藩圖書館翻西洋畫冊，不然到師大美術系、耕莘文教院去逛逛聽講演。有一個晚上看到一張海報寫著王壯為先生在臺大森林系的某教室演講，腳踏車騎著就衝去了，滿滿的人，過程中可以感受他當時愉悅的心情，結束前他告訴學生，要送給在場學生十張書法。結束後我就跟著他身旁向他求一張字，說我是藝專不是台大生，他也很慷慨的告訴我，隔幾天薛平南會到他那裏，到時就交給薛平南給我，我拿到時居然還題了上款，真是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看到他的用心，後來我們真的認識時，看我姓名時好幾次一直在想著好像曾經發生什麼事，我沒告訴他，很喜歡每次看他在想這事的樣子。與壯為先生真正的熟識是中華民國篆刻學會的時候。

　　曾經找尋他和臺灣篆刻最早邂逅的時刻，1949年臺灣印學會成立，並沒有見到王壯為、曾紹杰的蹤影，臺灣印學會的幾本集刻中也好像沒有他們的作品，梁乃予談到1950.1951年間在戴壽堪（比南）的「半千石室」見到王壯為、曾紹杰和蕭天鍾（元美）結伴來觀賞戴壽堪珍藏的印石，可能是王壯為與臺灣篆刻界接觸最早的時間，後來可能因戴壽堪調職，臺灣印學會式微，沒有加入印學會。

　　1961年10月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為慶祝建國五十年，由梁乃予策展邀請當代篆刻家，舉辦史無前例的篆刻特展。這次展後王北岳找李大木一起去拜訪王壯為和曾紹杰兩先生，商量籌組印社。在第一次聚會時，王壯為提議社名為「海嶠印集」，社務工作大體由王北岳策劃安排，由王壯為、曾紹杰為實際領導人。兩人的名望和私交，及對事務性的實務極為熟練和清楚，往後十餘年間的活動，逐漸使篆刻成為顯學；無論在質的方面和篆刻的人口都穩定成長，1975年11月2日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在臺北市民眾活動中心成立，第一屆常務理事王壯為、曾紹杰、李猷、張慕漁、王北岳，常務監事陶壽伯，秘書長王北岳。1977年3月篆刻學會在國父紀念館舉辦一個篆刻展，集刻「大有為」三字，展出印屏、印石、印譜皆全，讓篆刻展走入新的境界。

　　那年12月出版第一期年刊。第一期除了39人印拓外，有王壯為、曾紹杰、張慕漁、王北岳、梁乃予、陳仲玉的六篇文章。第一篇就是壯為先生「印章‧篆刻‧金石‧書法」一文，副標「這篇短文不是什麼學術研究，也不是藝術理論或主張，只是就我們時常遇到的面前問題，說一說淺顯的道理和意見而已。」文章中以自已在書法篆刻和生活中的經驗，去印證分析一般朗朗上口又模稜兩可的名詞，進而推敲古人文字論述和事實與否。

　　第二期「石陣銕書室篆刻邊跋錄」，放了他新刻的24方印，從印的邊款解釋刻每方印的因緣。第三期「讀飛鴻堂印譜筆記」，文中開始提到十二、三歲時因父親刻印，開始學學他刻印，幾十年過去了，操作沒有停頓，視界漸廣了，見到當時有人將飛鴻堂印譜景印出版，買來翻閱寫了這篇筆記，覺得收獲很多。在當年幾乎絕大部份師長們都將這印譜視為野狐禪，他居然一本正經的研究分析和介紹這部清初當朝涵蓋各面向印人的作品，當時讀時讓我改變了被僵固化的思考模式。壯為先生的文字往往試圖著啓發觀者對事務研究的寬廣面。

　　林柏亭曾談到：「王壯為講課時注重探討性的觀念問題，在書論常抒發獨特見解。因其精研理論亦勤於創作，而創作正是研究心得的實踐與發揮。一般習書者講究「師古」，但大都稍轉變原有習氣，而落入另一個窠臼。王壯為重視創作，亦尊重師古，無論晚近、漢唐、以至先秦書法資料無不極力蒐集，並加以研究，……從純樸的原點再出發探討。這種脫去古人拘束的創新，與未精研傳統即奢言創作者，當不可同日而語。」這種以最原始的材料，和後人演變的形態一路推敲過來，以自己的體驗，來分析理論的問題，使學生可由史料的書論，深入的去瞭解和觀念的啟發。這其實也是他自己創作的方式，無論在書法篆刻上莫不如此。

　　王壯為對整體篆刻學習和啓發的氛圍特別在意，篆刻學會1981年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辛酉篆刻展」時，他為鼓勵後進就捐出10000元獎金舉辦「新秀獎」篆刻比賽，以「明良康樂」為題，公開徵求全國印友競刻，印石印拓一併展出，當時我幸運得了首獎，也將結婚，還沒領獎時在王北岳辦公室遇到他，我告訴他可不可以這獎金請他為我們刻一對印做為結婚禮物，他拿起手比劃比劃抬頭呵呵一笑！都很難刻，錢還是領回去吧，隨後就寄來一張「歡喜堅固」的書法來，想大概他在乎我好不容易得了獎金，就這樣用掉了。第二年「新秀獎」以「倫理民主科學」為題繼續辦，獎金還增加了5000元給五位佳作。這由篆刻前輩提供全額獎金來提攜後輩的行為，在臺灣篆刻史上到現在應該是只有他了。

　　他對優秀的後進或學生的愛護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他在1951年的國立藝術教育館篆刻展認識江兆申後，和曾紹杰共同引薦認識了陳雪屏和葉公超，衍生出後來他後來創作研究和行政的空間。傅申最引以自豪是「海嶠印集」的成員，也是當年是他的提議，將他和吳同一起納入的。「印證小集」（今台灣印社）成立不久，他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會議上就建議這團體優秀，使成員平均年齡不到40歲的印證小集在歷史博物館能展出，這是不可思議的過程。

　　何懷碩有一回發表文章，描述王壯為是「中國文字的大玩家」，立即收到王壯為的信及一幅字，在同一時間，他也在同一時好像開玩笑式又很當真的要求我幫他刻姓名印，當刻好寄上，也收到同樣文字的對聯「尖新詩出小茶缶，鬱釀人如老酒醰。懐碩狀我如古醰陳釀，因得此聯，輙為宏勉書之，並用其新刻一鉨。」後來與淑女在新生畫廊展覽時，做了一首「題君香室」的律詩送我們，感動不已。

　　壯為先生1999年仙去，在臺灣60餘年，種下了一個時代思潮的某個原點，這原點一直衍化開來，作品成為風格流派，行徑成為風範，後世追隨思念之間，唯景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