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翔鴻

金石樂書畫緣

總統萬歲萬萬歲

整理抽屜,見到兩張不知從何而來的吳翔鴻鈐蓋在臺灣印學會印箋的印拓,不知吳翔鴻何許人,臺灣印學會1951年就逐漸不活動了,此兩印甚佳,此印箋越過一甲子,貼出大家觀賞。

日本人回國後,臺灣的印社本來就是日本人來組成的,這時一下子都瓦解了。由戴壽堪印譜上刻印時間的記錄,可知道當時他刻印正是興緻當頭,又一時收集了夢想不到的豐富文物,無論名人書畫篆刻、印石、印譜,文玩……,日本文人一走,真苦無人一起來玩,來切磋研究。恰好一九四九年國府遷臺,他即思考到大陸來臺人士,必定有許多對這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就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中央日報社會版服務版刊載一篇「徵求金石篆刻同志」的啟事。兩天後,又在新生報上刊載。內容為:

「余素對我國文字考古極感興趣,略譜篆隸金石篆刻藝術,收藏漢鉨印及明清時代名人佳刻數百顆(如祝枝山、文三橋、何雪漁、丁鈍丁、鄭板橋、趙之琛、陳曼生、徐三庚…等刻者),戰前曾輿臺日漢學家創設印社,每月集會數次,桓互切磋,並各攜其搜羅金石交換鑒賞,後將其作品刊登報端,以發揚我國古代文化,迨戰時以迄光復,遂暫告中斷,近聞國內文人墨客遷臺者頗不乏人,似有復興印社之必要,以資鼓勵吾國古代文學藝術,爰借報端徵集同志,共襄盛舉,企望專家先輩幸勿吝教,倘荷苛同,敬請函約,以便訪談(每星期日下午);或移玉敝址(每星期日上午)洽商進行事宜,是所盼禱!臺北市赤峰街十七巷二十七號戴比南啟」。


這段時期,渡海來臺的人士在飽經離亂,剛到臺灣,不論從政、經商、就學、從軍,一樣的在異鄉作客,人地生疏,實在無處無人可以互動,到假日閒暇,更不知何處可去。這個消息登出,讓所有渡海來臺的印人,眼睛為之一亮,想像不到在臺灣可以有這樣的地方。尤其是在北部的印人,紛紛依著報上的地址,主動前往,住在較遠方的印人就寫信來連繫,從此戴府每逢假日就高朋滿座,這群由大陸大江南北播遷來臺的印人,因此得以聚集一起相互切磋,亦解鄉愁,喜好書畫篆刻人士都來此相聚,成為海隅遊子消愁解憂的好去處。

梁乃予敘述當年曾聚集在「半千石寶」的印人,隸屬軍籍的有趙耕石、雪樓兩兄弟,國防醫學院的張金石、陳白秋和吳重尼、偉民、翔鳴三兄弟,在國防醫學院就讀的張心白,及某兵工廠的韓長沂,在工商界的有張直厂、莊蝶庵、陸堃源,美術廣告的王石夫,公教人員的人最多,有王長淦、王小癡、苗勃然、田野牧、俞敏庵、孫靜子、黃炳光、傅宗堯、繆芳五、何文莠等,後來陶壽伯來臺,寄居在華報館,他年齡居長(和戴壽堪同年),於藝壇有相當名氣,戴壽堪奉為上賓。陶壽伯也帶來一批同在華報社中的新聞界人士,包括發行人朱庭筠,社長王爵、沈吟、蔡馨發、蕭銅、魏平澳等人。


臺灣印學會成立

大家在「半千石寶」相聚一段時日之後,就提議成立印社,定期的在戴府集會討論,「臺灣印學會」因此成立,推舉陶壽伯為會長,戴壽堪和孫靜子為副會長。孫靜子也介紹其門下弟子吳時權、易鼎勳、鄭林輝、余模、陳文海來加入。與會正式簽名登記,按規定去立案,當年好像所有以「臺灣」為頭銜的社團都不通過,所以這個社團應該是沒有立案成功的。

立案與否並不影響大家參與的熱情,印學會的會址就設在戴壽堪的家,直式「臺灣印學會」的木額,就掛在戴府的門口。每個星期六晚上的聚會在這裡進行,茶水、宵夜皆由戴府招待,戴壽堪也儘量將應酬推掉,在家接待來聚會的同好。有次有個應酬沒辦法不去,交待長子葉冠代為接待,他在散會前趕回,見到葉冠不在場,很生氣加以斥責,大家反而過意不去。

當時聚會的情形就如「岳武穆滿江紅詞印譜」序中:「庚寅(1950)之秋,留臺印人謀互通聲氣,藉廣學習,乃有座談會之興起,集會者再,凡與會之諸君子,有攜古今名人刻石者,有攜名家印譜者,有攜治印書籍者,並名出近作,相互觀摩,逸趣橫生,有斯癖者聞風參加,由十餘人而增達三十餘人,幾集旅台印人于一堂,旋恂眾議;遂有臺灣印學會之創立……

陶壽伯「百壽石刻」序:「庚寅之秋,余來自香港,聞有半千石室主人戴壽堪先生,雅好治印,且富藏石,心儀其人,旋老友許肖仙出一石屬刻「人可壽乎」,乃知室主方有百壽石刻之集,欣然諾之。居稍久,知此間不乏金石好古之士,獨苦難覓參考書,並盡出所藏名家印譜,古今刻石,供諸摩挲,聞風入會者四十餘人,極一時之盛。……」

由上述的記載可以知道「臺灣印學會」創立前後活動的情形,聚會時互動以觀賞名家篆刻、印石、印譜及書畫外,也將近日所作的作品帶來,相互觀摩切磋。名家作品、佳石…等,除戴壽堪提供所藏供大家觀賞外,社友也會將所遇到的佳石印譜攜來,活動形式是非常自由的。印學會創立之前,戴壽堪已經將所藏的名人篆刻拓輯成「半千石室集古印存」,供聚會時觀賞,半千石室豐富的印譜資料,也使諸印人真可以暫時解得「獨苦難覓參考書」的無奈之情。


集刻套印

印學會的互動和切磋,引出戴壽堪有印社同仁集刻套印的想法,他的行動力很快,在一九五O年籌劃「百壽石刻」,這時同道們發現這一年正是戴壽堪和陶壽伯的五十大壽,兩人姓名中各有一壽字,合起來正好是百歲,有此巧合,大家集刻百壽石刻,有著雙重意義,一九五一年為參加美術界活動集刻「岳武穆滿江紅詞印譜」、「正義印譜」(後來未集成)。一九五二年在第九屆美術節時,又集刻「文天祥正氣歌印譜」共等。這些集刻都是訂了題目之後,在當時一石難見之下,由他提供所藏的印石給大家來刻,輯印費也是大多由他來負擔。

百壽石刻作者共約五十人,除了早期印學會會員外,還有當時在基隆市的江兆申、李大木,在宜蘭的王北岳、湯成沅、司寧春,在高雄的任士傑、王邦馨及蕭元美、丁健翔等,這些人都和戴壽堪通訊聯絡,也大都加入了印學會。陶壽伯「與子同壽」印列在篇首,一語雙關;封面為鄒魯題簽,吳稚暉、于右任、賈景德、居正、溥心畬、高拜石、任博悟、陳定山的題詞,陶壽伯的序及戴壽堪的書耑,和王王孫所製「百壽」一印。印譜的鈐拓由老一輩有經驗來策劃,俞敏庵、王小癡、張心白、田野牧、梁乃予這些年輕一輩去跑腿鈐拓,俞敏庵還從新竹找來連史紙印成印箋,一起拓了百部,一九五O年裝訂完成,成為一九四九年終戰後臺灣第一本印譜,戴壽堪為了將書送到各位作者手上,特地專程環遊臺灣各地一周,此舉真令人感動。這部印譜也是他為自已的喜愛,做的一件最大的事。「百壽石刻」後來也輯編印成單紙,裱成小中堂,廣為流傳。

其他集刻「岳武穆滿江紅印譜」二十人二十印,「正義印譜」二十四人,「文天祥正氣歌印譜」有三十三人六十印。後來吳平、何文基也參加集刻,只可惜除了「岳武穆滿江紅印譜」有鈐拓裝輯成譜外,其餘都未曾拓輯成書,為一憾事。但也因為集刻,將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到一個高峰。

渡海來臺落腳的人士逐漸安定下來,工作家庭和事業逐漸忙錄起來,戴壽堪也奉調到鹿港第一銀行經理,工作重心轉移,逐漸沒有心力於此;陶壽伯經常到東南亞各地展覽,以致會務無人主持,使印學會每周的聚會,參加的人漸漸的少了,會期由每周一次改為兩周一次、一月一次,加上沒有任何活動主題,見面只有寒喧,就逐漸散了。一九五一年中國美術協會成立,會中有各類委員會,其中「金石委員會」就羅致了大部份印學會會員,但真正互動很少。一九六一年國立藝術教育館舉辦的「當代金石家作品展覽」,才使許久不見的篆刻們,重新聚在一起。

2016.05.01 陳宏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