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結構的反省與再生

/陳宏勉 1996.10.1

台北市新聞局長羅文嘉先生，訪問歐洲回來以後，在媒體訪問時，對歐洲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充塞在他們的城市結構和生活之中贊嘆不已，尤其是到處林立的藝術品、博物館、美術館更是深刻，再三的說台北市要成立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五•••美術館，還有各種的博物館，偶戲館⋯•••等各種特性不同的單項博物館。而在陳水扁先生上任這些時間中，就一直開會要將舊市府（建成國中）變成第二美術館邀請了許多的專家學者來討論籌備，可感覺到對此一目標的用心，而這些方向是否真的能使台北甚至台灣這個地方很快的在文化上有正面的氣質改變嗎？就如孫中山先生講的，推行三民主義，可以讓中華民國迅速的迎頭趕上民主國家一般。六十多年來，全國人民都熟讀三民主義，要使中華民族瞬間與英法美一般。這種夢想幾百多年來在這個土地上一直不斷重演，只是對象不同罷。

假如我們撥開這個幻境來檢視現況，就會發現台灣這個社會的結構，是不可能產生濃濃的獨特的人文氣質的。也就是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形成根深茁壯的台灣文化架構。在過去，是朝代轉換的變革悲劇，不論是前清亦或是日據時代、國民黨早期。其不得已都必須根遙植母國。但近二十餘年來，這個架構漸漸淡了，人文的根源就好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般，隨風飄盪。這時在所有成長的教育過程中，人文的架構沒有可以根植的土地，也就隨人依附隨意而立了。所以六十年代以後的留學生潮，七十年代的國建會，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拔⋯等，無一不是台灣由留學生向全世界到處尋根的例證。我們卯盡全力的全民教育，都變成爲他國訓練人力的飛機場，所期許的只是這批人回頭一笑的模糊秋波。這些模糊的思潮架構變成台灣現代化的主要方向，這些外來的文化顛覆了日常的生活形式，牛奶麵包取代了清粥小菜，食、衣、住、行、育、樂全部解體，政策的設計不是在融合生態的連續，而是挑撥分離整族群，這種無形蠻橫的暴力，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土地的每一個時光中出現。

六十年代爲了不要使民間有因集會結社，而產生有異於政府的團體力量，有一則法規規定，公教人員不得兼寺廟的董監事職務，也少參與宗教活動，當時各地的寺廟一直是地方的人文的基點，也就是生活中的小博物館、社教館，是當地文人，士紳結合各個階層的文化發散點，不論人文史蹟的延續、藝術文化亦或是精神寄托的原點，此一法規的出現，知識份子出走、士紳跟著離開，使寺廟的結構變成黑道、富豪和遊民的爭奪地盤，這些人文架構就瓦解了。所以從六十年代以後廟宇建築或翻修的粗俗化即可見一般，而這些人文傳承出走後，無安身處，無具體可推展的活動空間和人力、財源，隨著時間的消逝，人物的凋零，和教育結構的僵化，代代相傳的歷史活動形式漸漸的無記憶痕跡，全國教育形式的統一化，更加速這些記憶的消失。所以我們可由各地公共建設的設計者一一公職人員，對地方歷史存在沒有任何的感情留存，設計中很自然的將歷史的地標剷除，使傳承結構的美從記憶中完全消失。

這散落在各處生活之中的博物館、社教館一一傳統的寺廟，一座座原來的精神也就這樣逐漸瓦解了。好幾年後政府雖然蓋了各縣市的文化中心、社教館、美術館來補強，但僵化的公家機關結構和僚氣、與環境歷史毫無情感關係的人事結構和完全外行的文化行政體質，還有那偏離人口聚集處的硬體設施，十幾年來好像依舊與活在此地的居民很難結合在一起，甚至毫無關係。

幾年前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先生，大概看到這個文化結構的落差，也思念當年生長時文化與生活密合的情景，就緊鑼密鼓的去擬定計劃，南來北往的去講解，企圖用文藝季的方式找回連結這個斷層，但是地方上可找尋得到能連結歷史片斷記憶的人及物已微乎其微，主其事的公務員幾乎全是外行，又時時調動，而外行就不會尊重和珍惜，調動更不能案積經驗，教一動做一動，亦或是土法鍊鋼，幾年來，文建會用同一批專家學者全國指導和包辦案子，幾個模子四處套用，動腦筋去爭取中央撥下來的巨款，每年帶著地方政府做一次樣板拜拜給文化官員們欣賞，拜拜結束、官員們走了，各人分臟一下，船過水無痕，好像也沒有留下什麼。這一年來叉將這個改了一下名詞「社區總體營造」。陳其南先生邀請李遠哲先生擔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的領導人，在這一切的進行中，我們可以在媒體上看到的只是政府高官，少數的御用學者專家、名人和地方首長。而眞正的主角一一基層的推動公職人員和老百姓，有如被耍弄的木偶般，用時套在手上，用後即丢。

專家學者在有限的思考空間內腦力激盪下，幾年來舊料新配方，如花蝴蝶般推陳出新的翻修概念做成案子，他們永遠以爲如在教大學生般，交待下去了，一切就等著學生做來，那裡了解地方人文結構基礎是龍蛇雜混的，民選政治，首長不斷更替，一直被列為酬庸的文化單位，那會有資深的工作人員，加上教育方向單一導向化及公職人員任用資格方式值得商榷的情況下，所有承辦的人在人文、文化、藝術的基礎本就都接近零的狀況下，這些單位的人員永遠又是新手，永遠從頭摸索，又那裡有遠景。有時我常懷疑這些設計文化建設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的能力和觀念。因爲能設計文化設計的人必須要有

1. 對這土地的傳統歷史有血濃於水的感情交融和了解。

2. 對這土地的人文藝術是內行的，是了解可交融投入，而不是永遠在旁觀、在指導的游雕份子。

3.了解整個社會人的結構，才可能在可行點切入。

4.必須長期浸淫在這些條件中，又能超脫現實，

能在整個金字塔架構全面去做，才能有些效力的，光想靠點的做秀來連結，力量是非常微弱的。

我們反過來想，這一個結構到底在那裡出了問題，在這整個建設的目的，大家都清楚的知道要落實的主角-—包括你我全國每一個角落的老百姓和文化建設。這四十年的教育架構自然是頭號殺手，它將密結與土地共生的完整的人解體，抽離成單薄的考試機器，教育的內容叉將這個土地的歷史文明抽離掉、文化藝術哲學抽離掉，使每一個個體都成養殖場關在圈內的養殖動物一樣的單純類化；面對執行工作的公職人員，更是此中的佼佼者，這散佈在中央到地方每一個單位的政策執行者，自然不會將歷史的演化，文物的保存，土地的記憶放在他們公共建設的設計條件中，他們更不可能利用歷史人文，具有的自然環境特色這些永續的資源的結構去設計他們的生存環境，首長和主持的官員們沒幾年就換人，隨著他們的變動，一切的計劃推動，又都全盤更換。他們一直會不斷的讓人去消失才建立不久的空間記憶，時時的去適應新的面目，使建立新生命卻產生歷史的斷層，然而他們的知識來源是單一的，所以每一個設計者絞盡腦力去創新，但又都落入同一個形式的結構中，所以一直是去掉具有各歷史特色的大變化而入同一形式的小變化，我常想，文建會這個國家最高的文化指導單位，最重要最直接的應該是將這貫通各處的血管暢通，血液優質化。而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的讓所有公職人員去認識屬於自己而一直在成長過程中遺落掉的人文文化資產的教育。使他們重新將這些知識植回生命的結構體中，而護他們感覺這些存在，是自己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因素。進而去珍惜，去以此爲公共設計的精神原發點。也因此帶領著各個角落的人民，自己可以認識有歷史的自己、珍惜自己，而去營造創造屬於自己的空間。而這個灌輸這些觀念的方式，文建會可以請人事行政局來配合，使用研習或各種形式，分批的用擠壓填充的方式，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這些知識播種下去，一定會產生比較合實際的果實出現，讓整個結構的生活都融合進去，而不是零星飛舞其間花蝴蝶式的文史工作室、環境工作者⋯⋯等，來擔當整個不可能扛起來的重任，這種台灣特有的畸形生態，走入正常化。

近日在媒體有個大新聞，是文建會在民國八十二年就是提出①國立傳統藝術中心，、②民族音樂中心，③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④南部民族技藝園，⑤藝術村，五個附屬單位的設立，這個方案提出一定是郭爲藩先生當主委時，在當時感受到整個生態多頭馬車，無法落實，郭先生是研究教育出身的，知道每一個系統研究推廣必須要有一個專門而固定的根點，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家，所做的才能落實累積，知識資料集中研究推廣。進而試著踏出文建會只是軟體規劃指導單位，而自已攬起來做，不必被其他單位綁手綁腳，這個主意一定是在無可奈何而又想眞正搶救的心境，而出的比較實在的點子，但是也一定和現存許許多多同類型的單位疊床架屋，但這五個單位基本上都是以教育爲也一定和現存許許多多同類型的單位疊床架屋，但這五個單位基本上都是以教育爲立足點，如果不因部會歸屬紛亂，應該都隸屬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之下，不該直屬文建會。只是台灣藝術教育館，雖然名稱非常冠冕堂皇，從來只是被用來做政治酬庸的次級單位。架構的草率、業務的方向，一直與眞正的藝術教育館該做的事南轅北轍。

李政道先生第一次回到台灣，談到基礎科學時，就很慎重的提到：「有水才可能有魚，沒有水絕對沒有魚。」當然要有清澈適當養分的水才能養出好的魚，但台灣的各個河系卻通常有水，也幾乎污染到沒有魚。這應當是長年居住在美國的他萬萬沒有想到的問題，丁肇中先生隨後來台選人材赴美，同樣也碰到這個問題，後來就不再做打算了。科學方面，是我們學子從小拼死拼活的成績，只有這個結果。回頭我們來看看這從小就是可有可無的藝能課程，自然更悲哀了，我們可以將拼死拼活所讀的科學知識全部丟掉捨去，人依然活得很好很有品味。但是將這些可有可無的丟掉，人生活中的食衣佳行育樂都成了問題，所以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不會自己設計處理食、衣和居住，無自已品味，台灣的行，在“亂”是有名的，運動及眞正的遊樂更是問題，這些問題藝術教育就可解決大部份。我們由「藝術教育館」這塊招牌來推敲，這應當是我們解決生命中形式與精神上美的地方，所有這方面的問題都可由此地得到答案或建議。是一切藝術與這方面學術教育推廣的後盾。它將可使

①全國人民有具有與各種的藝術形式有溝通的能力，換言之，能將藝術的基礎認知，用方法植入所有人民生命的結構之中。使人民具有能力去欣賞美術建築，音樂舞蹈、戲劇•••各種形式的藝術，使之進一步去熱愛，因而使藝術家有存在揮灑的穩定空間。

②人民具有基本美的認知，自然會運用在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將食衣住行育樂與精神中自然美化。

③是一個藝術的資料中心，當集合有全國甚至世界有關藝術方面可見的所有資料，以供各層級諮詢，研究、教學、活動•••••。

④是國內外藝術活動資訊的服務中心。國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得到欲知的藝術活動消息。

這樣一個重要的招牌，而且隸屬在教育部，我們卻看不到它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扮演任何角色，做社會教育，除了和美術館，社教館、中正紀念堂⋯••••等公家機關，開研習班外，就辦一些美術館一樣的末稍展覽和演出以外，大概就沒有什麼功能了。

公家機關辦研習班的後遺症，大概很少人去評估，在台北市公家的各類研習班大概有幾百班，美術館有五十一班，藝教館有三十五班，其他中正紀念堂、社教館、市政府的區公所或⋯••。公家單位以其背景延聘有名氣資深老師容易，公家有不必房租的房舍、有人員可以處理雜務、收費可以低廉，甚至如中正紀念堂可以不缺席就不收費，使台北市只要有官方開的課，民間就無法與之競爭，就如聯合報系、國語日報⋯•等半公益事業也開不成，財團法人如太平洋文教基金會、文物學會等，只要能收到足夠老師的費用就開班，都不容易成班，我一直覺得官方是民間的後盾（第二線以後），是資訊提供的中心，是提供民間開花結果的地方，拿人民的納稅錢來與民間去競爭這個未稍，去爭開花結果的現象來做自己的績效，使百業蕭條，這好像沒有道理，但各個機關好像都變相的這樣做，而且越演越烈，越顯現公家能力和操作是比民間優越的？

幾年前，張俊傑先生還在館長位子時，有一次我去拜訪他，曾談及藝術教育館要移師到高雄市立美術館旁，蓋一個新館，那時他交給我之前設計的草案，希望我能動動腦。當翻開這個草案，就直覺的感覺是一個文化中心放大的架構，方向與藝術教育有些偏差，非常不妥。

我就花了一段時間，從整個環境的各個階層的人與社會的結構和成長過程思考起，發現這五十年來的教育和種種結構，使所有的人在藝術上的認知非常微弱，必須用一些非常方法補償回去。在軟體方面，利用活動儘速整理各類藝術的歷史演進的資料和該類藝術基礎的結構和理論，與具有的各種表現方法，用大家最容易而希望接受的方法介紹出來，用各種名稱的「季」（如書法季、布袋戲季••••）推展出去，使過去曾經有過而逐漸散失的歷史及忽略的種種認知教育搶救集中做成檔案，做爲以後教育館建成以後的主要資源，硬體自然是學術功能和推廣的功能兩方面，學術功能方面是能包容各級專門研究與初探的教育結構設計，推廣就必須寓教於樂，所以我就想以台中科學博物館和迪斯奈樂園的方式，將音樂、美術、舞蹈、戲劇、建築⋯ ⋯•各類藝術的各種學理，用遊戲來介紹，我曾將大部份色彩學及美學的章節，一章一章的思考過，似乎都是可行的。我又問學音樂和戲劇、舞蹈的朋友，是否這樣的設計有問題，答案幾乎都是肯定的。當我把架構回覆張館長時，他告訴我已經來不及回覆教育部的時間了，不久他調到教育部，後來聽說高雄土地的配合也不順利，就胎死腹中。

住在台北，在讀書期間，省立博物館的展覽廳、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是伴著我學校的課程研修過來的。省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當時他們的專業不是人潮的重點，展覽廳卻是台北市民參與藝文最重要的場所，所有那個時代的繪畫、書法、攝影的藝術家無不從這個地方發展出來的，有著相同背負這的功能的地方，還有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及美國新聞處或中山堂等。當時一切人與環境比較單純，外來文化的干擾較弱，方式沒有現在多元，但是過程與方式和整個社會的脈動，互動性感覺起來比現在強，除了典藏和研究的功能沒有以外，美術館的功能幾乎無一不備，相互的感情較爲親切。當然幾乎全部是本土藝術家的天下，雖然有點像關在家裡辦家家酒，但是各個展覽的承辦人員，對當時時代傳承、人物的動靜是清楚的。無現代流行的口號一一國際性，但本土性十足純正。國立歷史博物館是一個比較奇怪的館，這個館是因為若干遷台文物而生，同類的文物當年爲何沒有托寄放故宮？館成立以後，居然功能無所不包，也歷史文物，也現代前衛藝術，各類藝術活動都在這個館的功能之下，最近聽說要使台北更巴黎的奥塞美術館的展品將在此展出。這五光十色的變化不禁令我重新再去思考「歴史博物館」這五個字，它設在台灣，應該主軸是台灣歷史的收集、整理、研究、展示的中心，是爲了活在這塊土地的人的事的地的物的博物館，應該不是大部份的時間，爲大陸為外國人來做歷史文物的研究展出。就是包容，也必須有相對的比率，如台灣做七至八成，其他再做別人的。但一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很難在歷史博物館看到歷史博物館爲台灣人與土地上的一切的歷史做了多少的系統性研究和整理，來與這個地方的人做眞正的交通。

台灣去做大陸的歷史，實在的，隔了一個大海峽，再如何的去了解和猜測，都很難與人家踏在自己土地上清楚，而史博物館看慣了也叫慣了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大概不會看得起生在此活在此的短暫文明，所以任其消失殆盡。記得學生時代，曾在歷史博物館看到逝後不久的川端康成的生活紀念展，非常感動的再三去看，因著他的文物走進他的時光隧道，走進他的雪鄉境地，每每回想起，都懷念不已，這是我所看到的史博館第一次做人的歷史。但是爲外國人做的。

後來林金悔先生在展覽組時常來我家聊天，我就希望他能爲台灣做一些人的歷史，當時我甚至希望他們能先做已經定位還健在的人，如錢穆、臺靜農、李天祿、曹容⋯⋯等，趁人向在，身邊東西未散，做一個整理研究來展示，都還不算難，然後逝去的人物如于右任、賴和、王雲五、陳澄波⋯等一邊的配合做來，讓這些展覽可以因著他們的事蹟和史料引導著大家，去了解自己土地的歷史，而更了解自己。當時他去提了，很可悲的，開會的結果居然變成胡適百年紀念展，再來則沒有了。因為①胡適之名氣大，②胡適紀念館已經整理了所有資料和展示物，展覽不必再費工夫。當時展覽因展場的設計相當好，效果也很好，但胡適的文物天天在南港中央研究的故居紀念館展，又何必多此一舉，也不如故居那種真正的氣氛。最重要的是粉碎我開始的如意算盤一一因爲只要展一個人物的研究展，就可整理一個系統的史料和文物，可以累積記錄這百餘年來，在台灣演變的各種歷史面目，也逐漸使史博物館走出只是古物玩家和藝術家的小圈子，跨入活在此地各種結構，和結合他們各自不同的專冢學者。最近黃光男先生做了館長，做了吳梅嶺、陳進及連雅堂的整理，這方面好像有點轉機，只希望政府官員不要永遠花老百姓的大錢去拜請海外（包括大陸）的歷史，用各種崇高的名稱要來教化，一定是外長我消的。

台北市立美術館，由這名稱來看應當是屬於全體台北市市民和藝術家的，原來籌備人更暗藏玄機在英文名稱上（Taipei Fine Arts Museum）暗含「高高在上」的意思，魚目混珠，然後每以英文名稱來解釋中文名稱，昭告世人，這「吊詭」不「吊詭」。而自稱「現代」美術館更吊詭。現代並不是居住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的人的空間叫現代，而是必須附有某些特定的因子，而這個因子並不生於此源於此，所以如果台北市政府做一場全民調查，一般老百姓一生逛美術館的次數，平均能超過三次就可偷笑了，這不論是知識份子，士農工商、販夫走卒。這些東西離他們太遙遠，遙遠得不知如何去調適，我們從日常生活或開會應酬中，絕大部份的官員都會告訴我們，這個他是外行看不懂，又怎麼期待一般的老百姓，我們官員「國際性」的口號常是關起門來唬自己人的，我們看到那一個世紀性的藝術家，不是在孕育著自己的土地的養分下，使他們晶瑩透澈的發亮、而發散到整個世界有情人間的。我們全世界灑錢買國際地位，卻看不到有一件作品能浸淫遊走全世界的人的生命中，我們的市長副市長卻必須在代表著台灣的生日的大宴中，裝扮他國的流行界中道德備受爭議的歌手，來帶領著自己的子民，這不是很悲哀的事嗎？

我常想假如館長大人，能張開雙手摒除陳見，攤開台北市美術館館務，將館的方向，擁有的場地空間時間，請活在台北的各類藝術家的代表或各類社教團體的代表，大家面對面的談，來找著與市民眞正能相結合而合乎各個層級的展覽，真正屬於台北市民的藝術活動，台北市美術館才會眞的達到它的功能。而不是專屬某些特定藝術家的烏托邦，而他人永遠也進不來。也因此台北市民會在此找到他們親切想要得到的，不只是爲著孩子寫報告帶孩子來。而又看不下去總想逃離那種飽受壓力的苦差事。館內的專業人員也才能不必經常在不踏實的虛空感的時空中奮鬥。應會在層層市民的擁抱和期待著，天天飄灑在每個人心靈和生活中的美而滿足。

我常感覺台灣幾個公家的美術館，館舍都很大，建築設計雖然都不很妥善，但周圍環境都很好，有很大的公園或其他的休憩設施配合。在各都市的擁擠空間中，在不同藝術家哲思結晶的作品中，是一個可以自然靈修的地方，它可以是生活空間中的休憩處，也可以是靈感充電的啓示點。但是各地的美術館、博物館，除了在重金請來的世紀大師秀，如米羅、羅丹、夏卡爾⋯⋯時，才會用心與媒體報導推銷，這時觀者是如潮水湧進，其他的時間又如荒廢的冷宮，這種冷暖之距，令人寒顫，引來大師的作品，自然不容易，但也往往花重金，請來了大師們三流的作品，我們的觀眾在文化的隔閡，在認知微薄的美學基礎下，參觀時幾乎都是雞同鴨講，美術館就是再挖空心思，做多少的導覽方式，效果依舊是極為有限。這一次故宮博物院拿最好的藏品出洋去人家的博物館展覽，還要拿許多錢去倒貼人家的博物館，不禁感覺待遇爲何如此這般。聽說有其他美術館也交涉藏品出國展，外國博物館都要比照辦理，跟我們美術館要錢。眞是可憐的國際化。

我常想，假如美術館經費除有計劃的典藏系統化外，展覽推廣的經費，有七成以上就應好好設計自己人的藝術活動，好好的規劃，諸如將過去場地時空分配和展覽導向的黑盒子釋放出來，做比較好的分配，軟性的固定下來，如①典藏作品②專題性③立體④西洋畫、膠彩⑤水墨⑥攝影⑦裝置前衛⋯⋯等，明明白白的攤開來，因為每類的展場，基本的條件結構不同，場地混用必定會產生效果無法解決的遺憾，將藝術家的資格條件，展場的時空合理分配，不論資格的深或淺，都有他們的天地。使大師的觀摩、鼓勵創作⋯等各種機能並進，甚至還可關置可讓學生展出作品的場所，使美術館成爲大家的，而不是特定人士高高在上的。也不希望幾個美術館，最好的場地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展外國人的作品，讓自己的老百姓孕育在國家時時告訴自己子民是無能的、無尊嚴的國度中，而培養自己的老百姓永遠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次等的人。

台北還有許許多多值得敬的私人美術館、博物館。如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在短短不到兩年，所做的專業性的努力是公家的館做的幾十年的成果。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那種對原住民的介紹和空間的設計，都是擁有幾倍藏品的中央研究院和省立博物館所不能及的，長春棉紙行的火樹紙博物館，讓我們對紙的歷史、種類和製造可補官方所不及的。希望有更實在而必要的官方專業美術館，更深覺台北最欠缺的是一個台北市的文物館，當地上標物一件件被拔掉，生活的方式一天天的不同，台北市的歷史記憶就如斷簡殘編般消失了。我常想，如果建成國中變成一個台北市的文物館，佈置著四百年來台北市的歷史演進，在舊史蹟照片和遺物、文獻、藝術品的引導下，我們的市民時時可以帶著孩子，來這裡認識自己，老師可以在這裡教著孩子自己的歷史，陳水扁市長也可以在此迎接外賓，介紹台北的由來和展望，這不是更急切需要的嗎？

                                                                                                                       1996.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