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一直是一個移民之域，從荷治與鄭王朝時期從中國沿海過來，或去東南亞隨荷蘭人一起來臺灣的「唐人」。清代以後的移民，除了沿海地區，隨著其軍事政治的配置，涵蓋了中國的內陸省分，於是渡海來臺者越來越多。

明鄭時期的沈光文，以及隨鄭軍入臺的儒士們，種下教育文化的種子。清乾嘉以後，不論是來臺的官員或被吸引來臺的文人書畫家，他們皆擅筆墨，文人酬酢與文書往來都是日常，印章是不可或缺之物，不論是其隨身攜帶或來臺後所刻，對於用印此事，已經是相當講究與成熟。

清代遊宦郭尚先來臺後曾於八里坌建館授徒，擅書畫，工篆刻，作品在林鶴田與吳晉之間。呂世宜曾自云師事之，郭亦曾刻「伯仲之間見伊呂」印贈呂。來臺者呂世宜（圖1）、陳邦選、謝琯樵等文士往往兼擅篆刻，進而帶動本地書畫家洪丹九、胡錦娘、林朝英、朱少敬、施少雨、王少濤、鄭貽林等投入篆刻。來臺人士的藉貫幾乎遍布中國各地域，其用印和清代文人用印相仿，涵蓋清代印派的各種風格；雖然不見清代流派諸名家的作品，但皆具相當水準。中國來臺者隨身攜帶之印，自然也影響到本地文人和印人。

日治時期，日籍人士帶動：尾崎秀真為領軍

1895年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臺灣進入日治時期。政權易幟後，整個社會結構完全改變，清朝的官紳和幕客，大都返回中國；在臺灣的紳商學官於短時間抉擇折騰後，大都順應時勢，入籍日本。日本領臺初期，來臺之日本官紳往往具有傳統漢學素養和書畫能力，透過與臺灣紳商間的交流，漸進式地將日本文化帶入臺灣。這些日籍文人儒士，多擅長詩文書畫，其中不乏對篆刻金石學有興趣與研究者，在各種雅宴唱和揮毫的交流活動中，篆刻活動也順應而生。

尾崎秀真自1901年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同時在私立臺北中學會教授漢文及書法，到1946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返回日本，在臺時間長達45年，他與篆刻金石相關的諸多活動，影響深遠。石原幸作（號西涯）1906年來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營業部部長，後為「支配人」，也就是該報負責人，1938年腦溢血辭世於臺北寓所。在他過世後，生前收藏品由趣味同人會拍賣，所藏印譜捐入臺灣大學圖書館（圖2），是為「石原文庫」。他們對於篆刻狂熱，而且掌握臺灣最重要的報紙，因此帶動起那個時空臺灣的篆刻活動。

1902年，尾崎秀真在國語學校教授中村櫻溪家中召開趣味會「一品會」，也就是每人提出一方作品，供與會者互相觀摩、賞玩，尾崎秀真、籾山衣洲是其中會員。此會活動時間約兩年。這類的活動在隨後四十年間，在臺灣各地不時的進行著，如1932年在臺北《臺灣日日新報》同人河村徹、石原西涯（圖3）、尾崎秀真籌組的「趣味同人會」20人，在每月固定聚會後，提出珍藏印製在《趣味の臺灣》、《趣味同好圖錄》月刊上，1934年更在報社三樓將其珍藏之印章、印材、印譜舉辦展覽。

學者葉碧玲研究曾提到1907年，尾崎秀真於臺北居所「讀古村莊」安居後，和村木鬼空、杉阪牛魔等人籌組日治時期第一個印社，也在此招待日本來臺篆刻家。但因不曾見到社名，故筆者以為可能是雅集形式，並沒有正式的組成社。同時在臺南司法界任事的澤谷星橋組織「水竹印社」，其社員遍及全臺，有尾崎大步（圖4）、今井星海（圖5）、田村星臺（圖6）、澤谷星橋（圖7）、藤田泉南、嶺竹軒（圖8）、桂川竹雞（圖9）、今井古亭、新田樗堂、子野蘇仙、黑田五城、南部杏苑、田村鶻州、池田鯉江、荒木星桓、車田南舟、永田半仙、松田寄山、足達疇村（圖10）、盛谷壽石、角宙眠、植月耕處、齊藤天耳、早瀨覺、藤井烏鍵、金子美成、荒木五形花、鈴村串宇、岡木禎、澤壽南山、有當蒜陽、武井壽齊、能美敬川、莊野竹心、野間墨花、諏訪素濤、小野田三徑、天田凡山、赤星羽化、新井笑石、森滋太郎等人，將印拓輯在《蓬瀛印索》、《鐵網珊瑚》中；後來又有「婆娑洋印社」，將所刻集拓成《娑婆小景》印譜。1935年，尾崎秀真、嶺竹軒、石原西涯發起「玉山印社」，他們常蒐集作品定期刊登在日本長思印會編的《雕蟲》月刊（圖11）上。

日治時期，篆刻界之日本旅臺印人雖不少，但已知有紀錄的臺灣人士卻很少。當時記載擅篆刻的臺籍人士有：

杜清傑，字俊臣，淡水新莊人，杜逢時長子，書法至精，亦擅篆刻。

高文芳，號步斗，南投人，精音律，醫學，詩書畫篆刻皆精。

施讓甫，號亮圃，鹿港人，施梅樵之侄，曾任聚鷗吟社社長，工書畫篆刻。

林江水，字漱玉，號觀濤，臺南市人，喜書畫篆刻，有名於時。

王石鵬，字了庵，新竹人，日治時期移居臺中，少穎異，十歲能詩，書工篆隸，與王則修、王竹修併稱「三王」，篆刻著名於當世。

此外，還有戴壽堪、林子白等。在1931年趣味會於西門町弘法寺的開硯與印材陳列會的資料中，在諸多日籍人士中見到戴比南（壽堪）的名字。據葉碧苓研究表示，這是她目前看到報刊登載多人合刻印有臺籍人士與日籍人士合作鐫印的首次記錄。透過此資料，或見臺灣人很難進入日本人的社會中。

戴壽堪（圖12），福建南安人，字比南，又字鶴年，原籍南安琉塘，祖居臺北，自幼即喜篆刻，日據時代服務於臺北市政府，光復後任第一商業銀行協理，歷任建成、鹿港、新竹的分行經理。戴壽堪二十餘歲即與林朗盦參加在臺北的印社，篆刻作品並入選東京舉辦的美術展覽，其談及水竹印社時表示，澤谷星橋是為主要人物，足達疇村戰後遣返日本時，年已近八十，他和弟子鹽谷壽石（圖13），都有許多作品留臺。其中，足達疇村在臺時與臺灣書家交往甚密，為曹容、陳雲程刻了許多方用印。

戴壽堪齋名為「半千石室」、「五百璽印齋」，即其所藏名人篆刻及印石甚多（圖14、15），藏品來源有其早年興趣蒐藏；日本戰敗遣返時，日人相贈與或廉價相讓者；1949年後，大陸來臺人士隨身攜帶而出售者，其數早已遠逾五百矣。

1949年，中國人士渡海來臺：戴壽堪為推手

臺灣光復後，追隨國民政府一同來臺的篆刻愛好者，即思考到大陸來臺人士，必定有許多人對這方面有深入研究。1949年11月16日的《中央日報》社會版服務版即刊載有一篇〈徵求金石篆刻同志〉的啟事，兩天後再次刊載於《新生報》，內容為：「余素對我國文字考古極感興趣，略諳篆隸金石篆刻藝術，收藏漢鉨印及明清時代名人佳刻數百顆（如祝枝山、文三橋、何雪漁、丁鈍丁、鄭板橋、趙之琛、陳曼生、徐三庚等刻者），戰前曾與臺日漢學家創設印社，每月集會數次，互相切磋，並各攜其搜羅金石交換鑑賞，後將其作品刊登報端，以發揚我國古代文化，迨戰時以迄光復，遂暫告中斷，近聞國內文人墨客遷臺者頗不乏人，似有復興印社之必要，以資鼓勵吾國古代文字藝術，爰借報端徵集同志，共襄盛舉，企望專家先輩幸勿吝教，倘荷贊同，敬請函約，以便訪談（每星期日下午）；或移玉敝址（每星期日上午）洽商進行事宜，是所盼禱！臺北市赤峰街十七巷二十七號戴比南啟」。

展覽會讓臺灣的篆刻家聚在一起，王北岳先生（圖）興起再組印社念頭，就找李大木一起去拜訪王壯為、曾紹杰，並於曾紹杰住所舉行籌備會，由王壯為提名為「海嶠印集」（圖），初次聚會有十五人，後有增減約至三十餘人，成員為陶壽伯、高拜石、張景善、王壯為（圖）、曾紹杰（圖）、張直厂、林天衣、蕭天鐘、司寧春、陳丹誠、湯成沅、吳平（圖）、俞兆年、苗勃然、江兆申、沈尚賢、王北岳、李大木（圖）、梁乃予、李光啟、張心白、田培基、傅申、吳同、劉源沂、張慕漁、傅宗堯、趙雪樓、李猷、楊一青、李嘉勛、楊作福、酒金堃、陳昭貳、李奉超、李士貞等人。

海嶠印集開始至結束約有15年，展覽有兩次皆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分別是1963年12月及1973年5月，展中都有同仁集刻套印一起展出，第一次是「劉改之沁園春詞」，第二次是「辛稼軒水龍吟詞」；發行兩次《海嶠印集》分別為1962和1969年，收集當時成員篆刻成員作品；亦斥資印行《璽印集林》提供初學者作為範本。

1975年5月，中華民國篆刻學會成立，是第一個屬於政府規定的民間團體的形成運作，由當時海嶠印集的基本成員為基礎，加上一些年紀較輕的生力軍，在短時間會員由三十餘人，增加至百餘人，最多時至兩百多人。成員結構分布的範圍更為廣泛，影響層面更為深遠。早期篆刻學會主要的領導者為王壯為、曾紹杰、李猷、張慕漁、吳平、李大木、楊作福、梁乃予、陶壽伯、趙耕石等。

篆刻生態，多面向演進發展

1970年後，臺灣篆刻生態有了階段性的演變。在印石材料、院校教育、獎項設立、社團組織、文化出版、國際交流等多元層面都有所發展。1950、60年代，韓國石和泰來石的引進，使得在兩岸封閉、一石難求的情況，印石的取得獲得新渠道，且價格便宜了許多；之後，兩岸開放後大陸印石材的大量進口，使印石的取得更為方便。臺北蕙風堂、美玉堂、小書齋、文宣堂，臺中印華齋、正大筆莊、南洲筆莊、國泰美術社，臺南懷雅文房、高雄中和筆莊、汶采筆莊等筆墨莊商家，對篆刻必要工具材料（印石、刻刀、印床、印譜）的開發與引進，亦功不可沒。更為便利取得。隨著篆刻人口的增加，印人及廠商開始大量製作、進口、改進，使臺灣初期需以克難方式尋求和自製的篆刻用品變得物美價廉，篆刻活動的推展更為順暢。

大專院校在1960年代後美術科系逐漸有了篆刻課程，有美術專業概念的學生，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藝術大學、文化大學、臺南大學、華梵大學、長榮大學都有篆刻課程，此外各個大學的通識課程中亦時列有篆刻課程。臺灣藝術大學更有書畫藝術學系，以較專業的學程授課，在學習篆刻之後，自然容易讓篆刻設計更美善的方向。1980年代後，大專院校及社教機構的篆刻班林立，使篆刻學習的種子群，不僅僅止於美術及中文科系，而有著廣泛性的增加。

在篆刻獎項的設立上，全國美展在第六屆1970年時，始將篆刻獨立設置獎項，隨著1973年中山文化基金會的中山文藝創作獎，1978年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國家文藝獎等重要大獎都有篆刻項目。後來全省美展、文藝獎章及全國的各縣市美展都有篆刻獎項的賽事，直接帶領熱潮，風起雲湧。

篆刻團體接續成立，從海嶠印集（沙龍式的聚會）轉型成全國有組織、有規模的社團。黃勁挺於1976年7月創辦《篆刻通訊》期刊，邀集年約二、三十歲的年輕印人25位，用複印的方式，來做篆刻發表和欣賞的交流媒介，發行13期，時約一年半左右中斷。然，引發了許多印社的成立，如：1983年元月，由陳宏勉、林淑女邀集年相若、志相合，年齡層為1930年次至1950年次中堅一代不分門的代表性篆刻朋友組成的「印證小集」。初起雙月敘集一次，後來改為半年一次，訂課題，集所近刻刊印成冊，也提供同好參考觀摩，1996年元月改名為「台灣印社」，推選周澄、薛平南為正副社長，現任社長陳宏勉，台灣印社先後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中省立美術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及各地文化中心展出。2005年起，每年舉辦大專院校篆刻比賽；2019年起，每年暑假舉辦篆刻研習營，三天邀請三十餘位當代名師講授指導，對於臺灣篆刻之推廣與普及性，產生影響力。

除「印證小集」（今台灣印社，圖22）、「臺灣篆刻家協會」，及後來的臺中「拓方印社」、彰化「無相印社」，另有師門性的篆刻團體，如：王北岳的「玄修印社」、「玄心印社」，梁乃予的「忻古印集」，及後來的臺中「拓方印社」、柳炎辰的「大墩印社」、臺南蘇友泉的「希夷印社」、洪子修的「念慈草堂」、高雄徐照盛的「十方印社」、土城黃書墩的「擺接印社」……等。

篆刻雜誌和專書的發行，早期有各社團同仁的作品集通行，另有如：張心白獨資發行的《印薈》，以及王北岳創立的《印林》雙月刊，這兩本刊物皆介紹有古今篆刻，成為當代印人作品呈現與交流之平臺，是篆刻推廣最重要的動力。此外，篆刻研究的書籍及文章，陸續出版，如：嚴一萍《篆刻入門》，那志良《璽印道釋》、《歷代印章概述》，王北岳《印林見聞錄》、《篆刻述要》、《篆刻藝術》，莊伯和《篆刻入門》，梁乃予《意古樓印課》，黃嘗銘《篆刻．墨場必㩗》、《篆刻語錄》，陳勉《認識篆藝術》等。此外，篆刻家將他認為經典而手上有的印譜結集印出作為印學的典範印出，如曾紹杰斥資印行多種印譜，《黃牧父印存》、《喬大壯印蛻》、《糜研齋印存》、《安持精舍印存》及將自己的作品結集成作品集《曾紹杰篆刻選輯》。1960年代之後，中、日、臺各種篆刻書籍大量的印行流通，參考資料完全的豐富起來。

臺灣與海內外的國際交流，於1990年代起，中國與臺灣兩岸互通後日趨頻繁。2017年，臺灣印社與西安的終南印社，舉辦兩岸篆刻聯展，兩社各推出50位印人聚集展出，6月在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展出，12月於國立國父紀念館展出。2010年台灣印社與日本篆刻學會合辦臺日篆刻交流展於大阪美術館；中華文化總會和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兩岸漢字藝術節，每年各選50位印人輪流兩地展出。近年，在福建福州海峽兩岸中青年篆刻大賽、山東陳介祺藝術節這類的交流大賽，也都激發篆刻視域的廣博多元。

臺灣的文化現象隨著移民本質衍化，文化的形成乃由外移入而衝突而融合而逐漸生根，不同的執政者帶入相對衝擊的文化結體和思潮，篆刻也不例外，本來完全是空白的，印章材料也都是舶來品，一切由外不斷的移入，形成極度多元而習慣壓縮消化的現象，清人移入又移出，日人移入移出，1949年渡海來臺的移入，1987年兩岸開放……都衍生臺灣極度多元的現象，也永遠刺激著思潮的演化。尾印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葉碧苓〈日治時期推動臺灣篆刻的領軍人物：尾崎秀真（1874－1949）〉，《臺灣美術》第112期，2018年4月，頁1－31。

簡英智〈從臺灣所藏古印譜試析對篆刻流風的影響〉，《書畫藝術學刊》第18期，2015年6月，頁215－230。

簡英智〈西泠印社與臺灣印學的發展〉，《西泠藝叢》總第46期，西泠印社115年社慶專輯（下），2018年10月，頁40－47。

陳宏勉〈臺灣篆刻推手─戴壽堪〉，《典藏古美術》第178期，2007年7月，頁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