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篆刻

　　篆刻始於台灣，應於清乾嘉以後，雖不曾見及篆刻作品傳於世，由書畫家作品用印的講究來看，篆刻的水準，已經相當成熟。嘉慶年間，郭尚先生來台建館八里坌，擅書畫，工篆刻，作品在林鶴田與吳晉之間。呂世宜曾自云師事之，郭曾刻「伯仲之間見伊呂」印贈呂，後來到台灣任官的僚幕，或被吸引來台的文人書畫家，如呂世宜，陳邦選，謝琯樵…等往往兼擅篆刻，隨而帶動本地的書畫，如洪丹九、胡錦娘、林朝英、朱少敬、施少雨、王少濤、鄭貽林…等對篆刻的投入，都有一定的水準，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台灣進入日治時期，在版圖易色之後，整個社會的結構完全改變，清朝的官紳和幕客，大都返回中國，台灣的紳商學官在短時間抉擇折騰後，也都順應時勢，入籍日本，日本領台初期，來台之日本官紳；往往具有傳統的漢學素養，和書畫能力，透過台灣紳商間的交流模式，漸進式的將日本文化，統治台灣，這些文人儒士，大多對詩文書畫有相當擅長，也不乏對篆刻有研究的人，在各種雅宴唱和揮毫的交流之下，篆刻的活動也順應而生，這段時間可知的有台南的「水竹印社」與台北的「長思印會」，水竹印社社員有尾崎大步、今井星海、田鄒星台、澤谷星橋、藤田泉南、嶺竹軒、桂川竹雞、今井古亭、新田樗堂、子野蘇山、黑田五城、南部杏苑、田村鶻州、池田鯉江、荒木星桓、車田南舟、永田半仙等，以澤谷星橋為靈魂人物，當時在台南司法界任事，散居台北及全省各地有松田寄山，足達疇村，盛谷壽石、角宙眠、植月耕處、齊藤天耳、早瀨覺、藤井烏鍵、金子美成、荒木五形花、鈴村串宇、岡木禎、澤壽南山、有當蒜陽、武井壽齊、能美敬川、莊野竹心、野間墨花、諏訪素濤、小野田三徑、天田凡山、赤星羽化、新井笑石，森滋太郎…等人，這在台灣的市本籍人士，組織「長思印會」，並將作品定期的薈集在「雕蟲」的丹刊上。台南「水竹印社」也有刊物「蓬瀛印索」「鐵網珊瑚」等。

　　此外尚有任教台灣日日新報高階主管石原西涯，其室名曰著有「聽鶯山房印存」(昭和八年出版)、「蓬萊印存」(平井榴編，昭和九年出版)、「石硯千章齋」，收藏石硯印譜和印石，也組織「拾逸印集」，曾集刻蘇東坡前後赤壁賦，於報上發表。

　　日治時期，日本旅台印人雖然不少，但台灣人士在篆刻有研究和收藏的卻很少，記載的有：

　　杜清傑，字俊臣，淡水新莊人，杜逢時長子，書法至精，亦擅篆刻

　　高文芳，號步斗，南投人，精音律，醫學，詩書畫篆刻皆精。

　　施讓甫，號亮圃，鹿港人，施梅樵之侄，曾任聚鷗吟社社長，工書畫篆刻。

　　林江水，字漱玉，號觀濤，台南市人，喜書畫篆刻，有名於時。

　　王石鵬，字了庵，新竹人，日治時期移居台中，少穎異，十歲能詩，書工篆隸，與王則修、王竹修併稱「三王」，篆刻著名於當世。

　　此外尚有戴壽堪，林子白等，戴壽堪，福建南安人，字比南，又字鶴年，原籍南安琉塘，祖居台北，自幼即喜篆刻，日據時代服務於台北市政府，光復後任第一商業銀行協理，歷任建成，此後，鹿港，新竹的分行經理。戴壽堪二十餘歲即與林朗盦參加在台北的印社，篆刻作品並入選東京舉辦的美術展覽，其談及當時水竹印社時，澤谷星橋是主要人物，足達彥(疇村)戰後遣返日本時，年已近八十，鹽谷壽石是其弟子，都有許多作品留台。

　　戴壽堪其齋明「半千石室」「五百璽印齋」，即其所藏名人篆刻及印石甚多，其中部份為早年興趣所在，部份為日本戰敗遣返時，日人相贈與或廉價相讓者，和三十八年後，大陸來台人士，隨身攜帶而出售者，其數早已遠逾五百矣。

　　台灣光復後，追隨國政府來台的喜好篆刻的大陸人士，戴壽堪篆刻因緣和好惡，○常來往戴府聊天談藝，其中軍職有趙耕石，趙雪樓昆仲，國防醫學院服務有張金石、陳白秋和吳重尼、吳叔平、吳翔鳴三兄弟，張金奎(心白)，兵工廠任職的韓長沂，工商業張直厂，莊蝶厂、陸堃緣，美術設計王石夫，公教職的王泉淦、王小痴、田野牧、苗勃然、何文基、黃炳光、俞敏庵、梁乃予、孫靜子、傅宗堯、繆芳，後來趙淑孺高足陶壽伯來台，戴壽堪奉為上賓，王壯為、曾紹杰亦曾到府拜訪。

　　一九四九年底，「臺灣印學會」成立，戴府成為會員聚會、座談、賞石，論印的場所，有集刻「百壽石刻」，一九五一年「岳武穆滿江紅印譜」，一九五一年，「文天祥正氣歌印譜」，一九五二年「正義印譜」，後來戴壽堪調離臺北，聚會次數日疏，印學會活動逐漸消沉，一九五七年美術協會成立，印學會的活動即告終止。

　　美術學會的成立，將台灣印學會成員，吸收在其金石委員會中，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國立藝術教育館為慶祝建國五十年，邀請當代篆刻家四十四人，於該館舉辦篆刻特展，展出作品二百件，此乃台灣首次的篆刻展覽會。

　　展覽會讓台灣的篆刻家聚在一起，王北岳先生興起再組印社念頭，就找李大木一起去拜訪王壯為，曾紹杰、於曾紹杰住所，舉行籌備會，並由王壯為提名為「海嶠印集」，初次聚會有十五人，後有增減約至三十餘人，成員為陶壽伯、高拜石、張景善、王壯為、曾紹杰、張直厂、林天衣、蕭天鐘、司寧春、陳丹誠、湯成沅、吳平、俞兆年、苗勃然、江兆申、沈尚賢、王北岳、李大木、梁乃予、李光啟、張心白、田培基、傅申、吳同、劉源沂、張慕漁、傅宗堯、趙雪樓、李猷、楊一青、李嘉勛、楊作福、酒金堃、陳昭貳、李奉超、李士貞等人。

　　海嶠印集開始至結束約有十五年，展覽有兩次、皆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分別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及一九七三年五月，都有同仁集刻套印一起展出，第一次是「劉改之沁園春詞」，第二次是「辛稼軒水龍吟詞」，也發行兩次「海嶠印集」分別為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九年，收集當時成員篆刻成員作品，此外亦斥資印行「璽印集林」提供初學做為範本。

　　一九七五年五月，中華民國篆刻學會成立，是第一個屬於政府規定的民間團體的形成運作，由當時海嶠印集的基本成員為基礎，加上一些年紀較輕的生力軍成立，在短時間會員由三十餘人，增加至百餘人，最多時至兩百多人，結構層分佈的範圍更為廣泛，影響層面更為深遠。早期篆刻學會主要的領導者為王壯為，曾紹杰、李猷、張慕漁、吳平、李大木、楊作福、梁乃予、陶壽伯、趙耕石等。

　　一九七○年後，台灣篆刻生態有了階段性的演變。

1、中堅篆刻家的作品日益成熟，如張直厂、陶壽伯、王壯為、曾紹杰、吳平、陳丹誠、李大木、王北岳、梁乃予…等，在經幾次的重要展覽會後，引發對篆刻學習的熱潮。

2、五六O年代韓國石和泰來石的引進，使得在兩岸封閉一石難求的情況之下，印石的取得變成較為容易，而價格便宜了許多，後來大陸印石材的大量進口，使印石使用更為方便。

3、大專院校在一九六○年代以後美術科系逐漸有了篆刻課程，有美術專業概念的學生，台灣藝術大學更有書篆學系，以較專業的學程授課，在學習篆刻之後，自然容易讓篆刻設計更美善的方向。

4、篆刻獎項的設立，全國美展在第六屆一九七○年時，首先始將篆刻獨立設出獎項，隨著一九七三年中山文化基金會(中山文藝創作獎)，一九七八年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藝獎)…重要大獎都有篆刻項目。使後來全省美展、文藝獎章及全國的各縣市美展都有篆刻參與的獎項的比賽，直接帶領的篆刻推動的熱潮。

5、篆刻的團體，次團體接踵而生，從海嶠印集(沙龍式的聚會)轉型成全國有組織有規模的社團，發起邀集年約二、三十歲青年，黃勁挺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發起「篆刻通訊」，集當時年輕篆刻人士二十五人，用複印的方式，來做篆刻發表和欣賞的交流媒介，發行十三期(一年半左右)就中斷了，但也引發後來許多印社的成立，如一九八三年元月，由陳宏勉、林淑女邀集年相若，志相合，年齡層為三十年次至五十年次中堅一代不分門的代表性篆刻朋友組成的「印證小集」，初起每雙月敘集一次，後來改為半年一次，訂課題，集所近刻刊印成冊，也提供同好參考觀摩，一九九六年元月改名為台灣印社，推選周澄、薛平南為正副社長，先後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台中省立美術館，國立國父紀念館及各地文化中心展出。

　　除了印證小集外後來又有玄心印社，尚有師門性的篆刻團體，如王北岳的玄修印社、玄心印社，梁乃予的忻古印集及後來的，台中拓方印社、大墩印社、彰化無相印社、蘇友泉的希夷印社、洪子修的念慈草堂、徐照盛十方印社，…等。五、篆刻雜誌和專書的發行，當時除了各社團同仁的作品集通行外，尚有如張心白獨資發行的「印薈」、王北岳先生以篆刻為專題的「印林」雙月刊的將古今篆刻家逐一介紹，並提供當代當時的作品交流平臺，是篆刻推廣最重要的動力。

　　此外篆刻研究的書籍及文章，陸續出版，如嚴一萍的篆刻入門，那志良的璽印道釋，歷代印章概述，王北岳印林見聞錄，篆刻述要，篆刻藝術、莊伯和篆刻入門，梁乃予的意古樓印課…等，此外篆刻家將他認為經典而手上有的印譜結集印出作為○學的典範印出，如曾紹杰印行的喬大壯印蛻，麋研齋印存，黃牧文印存，安持精舍印存，○印精選等，及將自己的作品結集成作品集，使六十年代之後，參考資料一時豐富起來。

6、大專院校及社教機構的篆刻班林立，使篆刻學習的種子群，廣泛性的增加，而不僅僅介於美術及中文科系，使台北蕙風堂、美玉堂、小書齋、文宣堂…台中印華齋、正大筆莊、南洲筆莊、國泰美術社、黃記筆莊、伯陶軒…高雄中和筆莊、汶采筆莊等對篆刻器具的開發與引進，使篆刻的必要材料為印石、刻刀，印床，印譜、這些材料在初期都以克難方式來尋求和製作，因為篆刻人口的增加，印人及廠商開始大量製作，進口，改進，使器材物美價廉，都使篆刻推展更為順暢。